文库/小说/抵御疫情的屏障，也隔离了人心

他挥舞着自己的学生卡，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但是这张用来出入学校所有场所的凭证，第一次失去了它的作用。

供图：北关大学团委

计程车从东门岗亭驶入校园，没走多远便被拦下。距离东门岗亭不远的地方，不知何时又矗立起一座岗亭。乘客从车上走下来，计程车司机一脸懊恼。
“你是什么人，来学校做什么？”乘客走到岗亭面前，值班人员盘问道。“学生，今天返校。”“刷一下学生卡。”值班人员指了指旁边的机器。一声清脆的“啪嗒”，是学生卡拍在机器上的响声。“请通行”，机器发出声音。“出租车不能进，拿好行李走进去。”“啊？！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麻烦……”学生拖着两个很大的旅行箱，嘟囔着。
这只是北关大学纷繁复杂的防疫措施的冰山一角。从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，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似乎只感到越来越多的不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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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丹桂，在北关大学做一名保安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大学的保安并不是什么苦差，每天的任务仅仅是在岗亭值班，或者在教学楼查学生们的证件，至于骑着电摩在校园内巡查的任务，有固定的人手来完成。
就在我以为一切就这样了的时候，一切都天翻地覆。26年，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国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学校出台了封闭管理的命令，我们大年初二就收到了返校上班的通知。好好的春节假期一天不剩，保卫处的同事们心里都很烦躁。
接下来的日子和去年天壤之别。学校在家属区和教学区之间新设了四个卡点，除去教职工一律不得进出。而我们就负责看守这些卡点，不让任何一个人违反学校的命令。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同事们一个个累得龇牙咧嘴。
由于岗位突然变多，人手不足，我们必须每天两班倒，一班12个小时。在保卫处休息的时候还要值班，巡逻队员每天轮换。睡眠不足成了常态，我们在保卫处里面找了一个房间，铺上几张床，算是临时休息室。
每天熙熙攘攘的人出入校门，想控制住漏网之鱼谈何容易。天津确诊人数最多的那一星期，我们平均每天都要拦下7个到8个试图混入学校的校外人员。一开始我们是劝他们离开，大多数人还是听话的。但遇到难缠的人也很麻烦，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就在4月份武汉刚解封的时候，有人闹事想冲进学校，被我们班长拦下之后一边骂一边试图把我们的设备砸掉，我们当班的四个人都来控制他，最后五个人打在一起。班长被砸破了头，所幸没有缝针，不然他可能一时半会都不能来站岗了。
更多的麻烦是校内交通上的。疫情以前学校不收停车费，所以到了早晚高峰会有很多社会车辆为躲避堵车选择穿行校内。封闭管理刚开始时，每当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，因为总有一些私家车会从东门旁若无人地开到我们面前，按喇叭要我们放行。我们还得费半天劲解释为什么学校不能穿行了，毕竟大家遇到这种封闭管理政策，多少有些不服气。后来我们直接放了一个牌子在大门外，写着“去西南村、西门方向请绕行复康路、白堤路”，这之后要求穿行的私家车明显变少了。
学校的三个家属区分布在西边、东边和南边，平时靠校内道路连通。校园封闭管理的同时也带来了家属区的不便。有很多老人需要见亲友、去西南村买菜、或者去银行办业务，他们还希望从校内穿行。后来我们把这事报给学校，学校很快下达了政策：校内离退休人员可凭退休证进校，无需绕行校外。这样老人们就能够在校内交通压力相对小的道路通行，更加安全和方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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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开学了，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分年级分批返校。首先是毕业年级要回来参加答辩之类的，领导特意给我们开了一个会，强调了接下来的工作。我们校区这批毕业生大概有3000人，返校程序一旦开始，就势必给防疫增加压力，所以我们必须拿出十二分的警惕来，把常态化防疫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，确保零失误。开完会之后，学校又往保卫处抽调了10名防疫员，看来这是一场大仗。
疫情趋于好转，为了迎接学生返校，新的出入管理政策在留校的学生身上做起了试验。每个卡点配了两台POS机一样的设备，一台负责出校，一台负责入校。学校允许学生每天0:00-24:00不限次出校，在外过夜的学生会被禁止入校。试行以来，保卫处的各个部门都反馈良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学生们还不适应出入校刷卡的管理方式，总是需要我们去提醒。在学生批量返校之前，保卫处又做了一个“学生出校主动打卡”的牌子立在各个卡点醒目的位置，后来忘记刷卡的学生普遍变少了。
5月各行各业都在恢复生机，而外卖电动车也开始飞奔在大街小巷。据说外卖行业刚刚恢复的那段时间里，平均每天有500多单外卖的目的地是北关大学校内。送外卖的电动车一辆接一辆地被拦在我们面前，骑车人望着进不去的校内满眼焦灼，一遍又一遍地通知买家前来取餐。外卖人每天在马路上不顾一切地穿行，在这校门口等待的时间，或许足够他再接五六单。匆匆忙忙地，睡眼惺忪的男生女生披着外套跑到栅栏门，一份份外卖跨过栅栏送到他们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会不会有人做起“代取外卖”的生意呢？或许会吧。
夏天到了，校外的生活似乎和疫情前没有什么两样。除去公共场所的常态化管控措施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看不到口罩的身影。端午假期人们开始出游，各大公园熙熙攘攘。即将迎接返校学生的校园却是丝毫不敢放松。成千上万人的校园，一旦疏于管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我们保卫处人更是加劲奋战。人手不足，超时工作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，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，没有休息日，但大家支持并理解学校的决策。有时同事们还会和我吐槽一下防疫政策下的工作辛苦，但一想到在这样的规则下大家都能平平安安，我们就感到一切值得。
返校的日子来了，市里非常重视，给学校配了十辆崭新的公共汽车，还是两节的。每天都有许多学生拎着大包小包来返校，我们也会督促他们刷卡。偶尔有想不排队直接往里进的，也被我们一一劝阻。比起爱好打架的校外人员来说，大学生显得文明许多。
随着外界的秩序逐渐恢复，学校的出入管理难度也在上升。保卫处每天至少有6个人在监控室值班，盯着校园内的每一个角落，防范着乘人不备混入校园的外来者。就算这样，还有一些骑着电动车的人肆无忌惮闯入学校。我们无法追上他们，就用对讲机联系巡逻人员阻截。随着在校人数的上升，巡逻队的规模扩张了一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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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场新冠疫情会使生活变成这样。授课改成线上，开学遥遥无期。在家里憋坏了的他开始寻找各种出门的理由。他无数次在户外偷偷摘掉口罩，他渴望回到与口罩无缘的生活。
结合大数据、互联网技术，各地都迅速地推出了“健康码”，不同的颜色代表此人是否与疫情风险地区或人员相关。魏聪原本以为防疫措施就是这样简单方便，直到2月6日，学校上线了防疫填报系统。系统要求学生每日填写一次，细节包括体温、所在地、相关症状等。初期，魏聪每天都在认真地使用体温计，仔细核对每一个填报项，而过了一段时间，魏聪实在是受不了每天机械性地重复这种动作了：本来就闲不下来，还要浪费时间测量体温吗？水银体温计就放在床头，一不留神碰掉了怎么办？每天都在家，为什么还要填写相同的地点？我明明哪也没去过，怎么会接触到和风险地区相关的人？全国联网的健康码，不能证明我的健康状况吗？越来越冗长的表单，让魏聪开始怀疑这样的防疫是否有意义。
魏聪开始愈发反感这个防疫填报系统，从一开始的认真填报，到后来的漫不经心，再后来直接屏蔽了消息中心的提醒。但是防疫填报系统是不得不填报的，因为一旦忘记，辅导员的电话就会打到手机上，甚至是家长那里。在经历了辅导员的数次电话提醒后，魏聪发现消极抵抗不是办法，索性随便编个体温，反正自己已经一年没生过病了，最近也没什么异常。重新打开消息提醒，每天起个大早填报，最后魏聪愣是让自己6点起床一次，8点再起床一次。由于学院要求防疫填报在12点前完成，魏聪到了假期连懒觉都不敢再睡。但魏聪始终心里有个结：我这样做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样防疫防得住无症状者吗？这样防疫会不会有人瞒报、乱报？如果这样防疫有效的话，为什么隔壁丹桂大学没有这种东西？
5月初，魏聪突然收到一条提醒，要求全体学生改用飞书进行所有校园业务的处理，而微信公众号即将停止服务。看到这条消息，魏聪的第一想法是：“有必要吗？”大家已经习惯使用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平台处理校园业务，如今却要从头开始，使用一个完全陌生的软件。打开应用市场，搜索飞书，高达500MB的体积让魏聪更加怀疑安装飞书的必要性。“装一个飞书，不就等于多了一个微信？只为那么几个功能，何必呢？”5月16日，微信公众号如期停止服务，而魏聪发现除了平台变了以外，防疫填报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依旧是冗长的表单，不知道是否有效的选择题。魏聪不知道这样作息紊乱的生活几时结束，也不知道防疫填报在抗疫措施中究竟有多少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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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8月初，学院调查学生的返校时间，不了解情况的魏聪便填写了返校报到日——9月14日。可是随后魏聪便收到了班长的消息：报到日前一周有上学期期末考试，需要提前返校！云里雾里的魏聪把返校计划提前了一星期。8月中旬，魏聪在学院飞书里收到了排考的安排。上学期四门专业课的期末考试，以密集的方式安排在一周之中。“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啊。”上学期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魏聪自嘲道。
　　8月25日，距离返校还有14天时，魏聪收到了学院的返校通知。未来14天里，他要每天截图健康码绿码，并签署一份返校申请书。魏聪看到申请书上面写着：“本人______，因______原因，现申请提前返校。”魏聪苦笑了一下：“没办法，成绩要紧嘛。”不巧，小区里的打印店老板因私事歇业，魏聪只好坐了好几站公交到镇上打印。看着申请书从打印机里慢慢冒头，魏聪找了支笔，在打印店就签字并且提交了材料。
　　魏聪是希北人，所以在9月5日，距离第一场考试还有3天时，他乘着高铁回到了学校。打车进入学校东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学校里立起两道岗哨，帐篷下的保安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出租车被拦住，魏聪被保安喊下车。魏聪小心翼翼地向保安试探：“我是返校学生，能直接进吗？”“刷卡。”保安机械地重复着。魏聪将校园卡放在机器上，机器发出了“请通行”的声音。“走吧”，保安说。魏聪松了口气，想要开出租车门。“出租车不能进，拿着行李走进去。”“啊？我两个大箱子，还有别的啊！”魏聪立马泄了气。“没有办法，规定就是这样。”保安丝毫没有退让。魏聪懊恼地向司机支付了车费，推着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装衣服的大包，踉踉跄跄走进学校。不过让魏聪感到些许慰藉的是，学校里面的交通车贴着“返校爱心车”的大字，上去一问不要车费。魏聪的大包小包终于到了宿舍，而此时，他的外地舍友都已到齐。
　　返校到考试的短短几天内，魏聪就全方位感受到了常态化防疫下，校园生活的不便。魏聪早晨起来，想吃个早饭，然后再去二主楼复习考试，结果三食堂限流，他在门口排了20分钟队。当他到达二主楼门口时已经快九点了。门口的保安向他要健康码绿码，魏聪更加疑惑：健康码和防疫填报到底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不能整合在一起？戴着口罩学习，魏聪呼吸短促，总是分神，魏聪只好跑遍二主楼，找了个人少的教室，半掩口罩，勉勉强强学了一个小时。中午吃饭的人熙熙攘攘，二食堂又只开放了一楼，门口再次排起了长队，这次是半个小时。魏聪想打个球，却发现球场要提前预约，图书馆也是。晚上魏聪拿着用具去浴园，却被舍友告知浴园限量预约，需要抢名额。魏聪设了一个明早8点的闹铃用来抢浴园，自言自语道：还不如不返校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