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库/小说/抵御疫情的屏障，也隔离了人心
计程车从东门岗亭驶入校园，没走多远便被拦下。距离东门岗亭不远的地方，不知何时又矗立起一座岗亭。乘客从车上走下来，计程车司机一脸懊恼。
“你是什么人，来学校做什么？”乘客走到岗亭面前，值班人员盘问道。“学生，今天返校。”“刷一下学生卡。”值班人员指了指旁边的机器。一声清脆的“啪嗒”，是学生卡拍在机器上的响声。“请通行”，机器发出声音。“出租车不能进，拿好行李走进去。”“啊？！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麻烦……”学生拖着两个很大的旅行箱，嘟囔着。
这只是北关大学纷繁复杂的防疫措施的冰山一角。从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，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似乎只感到越来越多的不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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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丹桂，在北关大学做一名保安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大学的保安并不是什么苦差，每天的任务仅仅是在岗亭值班，或者在教学楼查学生们的证件，至于骑着电摩在校园内巡查的任务，有固定的人手来完成。
就在我以为一切就这样了的时候，一切都天翻地覆。26年，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国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学校出台了封闭管理的命令，我们大年初二就收到了返校上班的通知。好好的春节假期一天不剩，保卫处的同事们心里都很烦躁。
接下来的日子和去年天壤之别。学校在家属区和教学区之间新设了四个卡点，除去教职工一律不得进出。而我们就负责看守这些卡点，不让任何一个人违反学校的命令。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同事们一个个累得龇牙咧嘴。
由于岗位突然变多，人手不足，我们必须每天两班倒，一班12个小时。在保卫处休息的时候还要值班，巡逻队员每天轮换。睡眠不足成了常态，我们在保卫处里面找了一个房间，铺上几张床，算是临时休息室。
每天熙熙攘攘的人出入校门，想控制住漏网之鱼谈何容易。天津确诊人数最多的那一星期，我们平均每天都要拦下7个到8个试图混入学校的校外人员。一开始我们是劝他们离开，大多数人还是听话的。但遇到难缠的人也很麻烦，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就在4月份武汉刚解封的时候，有人闹事想冲进学校，被我们班长拦下之后一边骂一边试图把我们的设备砸掉，我们当班的四个人都来控制他，最后五个人打在一起。班长被砸破了头，所幸没有缝针，不然他可能一时半会都不能来站岗了。
更多的麻烦是校内交通上的。疫情以前学校不收停车费，所以到了早晚高峰会有很多社会车辆为躲避堵车选择穿行校内。封闭管理刚开始时，每当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，因为总有一些私家车会从东门旁若无人地开到我们面前，按喇叭要我们放行。我们还得费半天劲解释为什么学校不能穿行了，毕竟大家遇到这种封闭管理政策，多少有些不服气。后来我们直接放了一个牌子在大门外，写着“去西南村、西门方向请绕行复康路、白堤路”，这之后要求穿行的私家车明显变少了。
学校的三个家属区分布在西边、东边和南边，平时靠校内道路连通。校园封闭管理的同时也带来了家属区的不便。有很多老人需要见亲友、去西南村买菜、或者去银行办业务，他们还希望从校内穿行。后来我们把这事报给学校，学校很快下达了政策：校内离退休人员可凭退休证进校，无需绕行校外。这样老人们就能够在校内交通压力相对小的道路通行，更加安全和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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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开学了，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分年级分批返校。首先是毕业年级要回来参加答辩之类的，领导特意给我们开了一个会，强调了接下来的工作。我们校区这批毕业生大概有3000人，返校程序一旦开始，就势必给防疫增加压力，所以我们必须拿出十二分的警惕来，把常态化防疫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，确保零失误。开完会之后，学校又往保卫处抽调了10名防疫员，看来这是一场大仗。
疫情趋于好转，为了迎接学生返校，新的出入管理政策在留校的学生身上做起了试验。每个卡点配了两台POS机一样的设备，一台负责出校，一台负责入校。学校允许学生每天0:00-24:00不限次出校，在外过夜的学生会被禁止入校。试行以来，保卫处的各个部门都反馈良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学生们还不适应出入校刷卡的管理方式，总是需要我们去提醒。在学生批量返校之前，保卫处又做了一个“学生出校主动打卡”的牌子立在各个卡点醒目的位置，后来忘记刷卡的学生普遍变少了。
5月各行各业都在恢复生机，而外卖电动车也开始飞奔在大街小巷。据说外卖行业刚刚恢复的那段时间里，平均每天有500多单外卖的目的地是北关大学校内。送外卖的电动车一辆接一辆地被拦在我们面前，骑车人望着进不去的校内满眼焦灼，一遍又一遍地通知买家前来取餐。外卖人每天在马路上不顾一切地穿行，在这校门口等待的时间，或许足够他再接五六单。匆匆忙忙地，睡眼惺忪的男生女生披着外套跑到栅栏门，一份份外卖跨过栅栏送到他们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会不会有人做起“代取外卖”的生意呢？或许会吧。
夏天到了，校外的生活似乎和疫情前没有什么两样。除去公共场所的常态化管控措施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看不到口罩的身影。端午假期人们开始出游，各大公园熙熙攘攘。即将迎接返校学生的校园却是丝毫不敢放松。成千上万人的校园，一旦疏于管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我们保卫处人更是加劲奋战。人手不足，超时工作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，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，没有休息日，但大家支持并理解学校的决策。有时同事们还会和我吐槽一下防疫政策下的工作辛苦，但一想到在这样的规则下大家都能平平安安，我们就感到一切值得。
返校的日子来了，市里非常重视，给学校配了十辆崭新的公共汽车，还是两节的。每天都有许多学生拎着大包小包来返校，我们也会督促他们刷卡。偶尔有想不排队直接往里进的，也被我们一一劝阻。比起爱好打架的校外人员来说，大学生显得文明许多。
随着外界的秩序逐渐恢复，学校的出入管理难度也在上升。保卫处每天至少有6个人在监控室值班，盯着校园内的每一个角落，防范着乘人不备混入校园的外来者。就算这样，还有一些骑着电动车的人肆无忌惮闯入学校。我们无法追上他们，就用对讲机联系巡逻人员阻截。随着在校人数的上升，巡逻队的规模扩张了一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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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场新冠疫情会使生活变成这样。授课改成线上，开学遥遥无期。在家里憋坏了的他开始寻找各种出门的理由。他无数次在户外偷偷摘掉口罩，他渴望回到与口罩无缘的生活。
结合大数据、互联网技术，各地都迅速地推出了“健康码”，不同的颜色代表此人是否与疫情风险地区或人员相关。魏聪原本以为防疫措施就是这样简单方便，直到2月6日，学校上线了防疫填报系统。系统要求学生每日填写一次，细节包括体温、所在地、相关症状等。初期，魏聪每天都在认真地使用体温计，仔细核对每一个填报项，而过了一段时间，魏聪实在是受不了每天机械性地重复这种动作了：本来就闲不下来，还要浪费时间测量体温吗？水银体温计就放在床头，一不留神碰掉了怎么办？每天都在家，为什么还要填写相同的地点？我明明哪也没去过，怎么会接触到和风险地区相关的人？全国联网的健康码，不能证明我的健康状况吗？越来越冗长的表单，让魏聪开始怀疑这样的防疫是否有意义。
魏聪开始愈发反感这个防疫填报系统，从一开始的认真填报，到后来的漫不经心，再后来直接屏蔽了消息中心的提醒。但是防疫填报系统是不得不填报的，因为一旦忘记，辅导员的电话就会打到手机上，甚至是家长那里。在经历了辅导员的数次电话提醒后，魏聪发现消极抵抗不是办法，索性随便编个体温，反正自己已经一年没生过病了，最近也没什么异常。重新打开消息提醒，每天起个大早填报，最后魏聪愣是让自己6点起床一次，8点再起床一次。由于学院要求防疫填报在12点前完成，魏聪到了假期连懒觉都不敢再睡。但魏聪始终心里有个结：我这样做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样防疫防得住无症状者吗？这样防疫会不会有人瞒报、乱报？如果这样防疫有效的话，为什么隔壁丹桂大学没有这种东西？
5月初，魏聪突然收到一条提醒，要求全体学生改用飞书进行所有校园业务的处理，而微信公众号即将停止服务。看到这条消息，魏聪的第一想法是：“有必要吗？”大家已经习惯使用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平台处理校园业务，如今却要从头开始，使用一个完全陌生的软件。打开应用市场，搜索飞书，高达500MB的体积让魏聪更加怀疑安装飞书的必要性。“装一个飞书，不就等于多了一个微信？只为那么几个功能，何必呢？”5月16日，微信公众号如期停止服务，而魏聪发现除了平台变了以外，防疫填报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依旧是冗长的表单，不知道是否有效的选择题。魏聪不知道这样作息紊乱的生活几时结束，也不知道防疫填报在抗疫措施中究竟有多少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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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初，学院调查学生的返校时间，不了解情况的魏聪便填写了返校报到日——9月14日。可是随后魏聪便收到了班长的消息：报到日前一周有上学期期末考试，需要提前返校！云里雾里的魏聪把返校计划提前了一星期。8月中旬，魏聪在学院飞书里收到了排考的安排。上学期四门专业课的期末考试，以密集的方式安排在一周之中。“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啊。”上学期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魏聪自嘲道。
8月25日，距离返校还有14天时，魏聪收到了学院的返校通知。未来14天里，他要每天截图健康码绿码，并签署一份返校申请书。魏聪看到申请书上面写着：“本人______，因______原因，现申请提前返校。”魏聪苦笑了一下：“没办法，成绩要紧嘛。”不巧，小区里的打印店老板因私事歇业，魏聪只好坐了好几站公交到镇上打印。看着申请书从打印机里慢慢冒头，魏聪找了支笔，在打印店就签字并且提交了材料。
魏聪是希北人，所以在9月5日，距离第一场考试还有3天时，他乘着高铁回到了学校。打车进入学校东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学校里立起两道岗哨，帐篷下的保安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出租车被拦住，魏聪被保安喊下车。魏聪小心翼翼地向保安试探：“我是返校学生，能直接进吗？”“刷卡。”保安机械地重复着。魏聪将校园卡放在机器上，机器发出了“请通行”的声音。“走吧”，保安说。魏聪松了口气，想要开出租车门。“出租车不能进，拿着行李走进去。”“啊？我两个大箱子，还有别的啊！”魏聪立马泄了气。“没有办法，规定就是这样。”保安丝毫没有退让。魏聪懊恼地向司机支付了车费，推着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装衣服的大包，踉踉跄跄走进学校。不过让魏聪感到些许慰藉的是，学校里面的交通车贴着“返校爱心车”的大字，上去一问不要车费。魏聪的大包小包终于到了宿舍，而此时，他的外地舍友都已到齐。
返校到考试的短短几天内，魏聪就全方位感受到了常态化防疫下，校园生活的不便。魏聪早晨起来，想吃个早饭，然后再去二主楼复习考试，结果三食堂限流，他在门口排了20分钟队。当他到达二主楼门口时已经快九点了。门口的保安向他要健康码绿码，魏聪更加疑惑：健康码和防疫填报到底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不能整合在一起？戴着口罩学习，魏聪呼吸短促，总是分神，魏聪只好跑遍二主楼，找了个人少的教室，半掩口罩，勉勉强强学了一个小时。中午吃饭的人熙熙攘攘，二食堂又只开放了一楼，门口再次排起了长队，这次是半个小时。魏聪想打个球，却发现球场要提前预约，图书馆也是。晚上魏聪拿着用具去浴园，却被舍友告知浴园限量预约，需要抢名额。魏聪设了一个明早8点的闹铃用来抢浴园，自言自语道：还不如不返校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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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下，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，甚至与疫情前并无二致。国庆假期出游人数达6亿，绍虹火车站全国车票一夜售罄，如此声势被调侃为“迟到的春运”。在希北生活的魏聪，出入小区已不再需要任何证明。永宁寺门票预售后被一抢而空，各大景区熙熙攘攘，人比景致多。
但是学校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辅导员们在紧张地工作，认真申报每天学生的状态。保安们不分昼夜，校门的严格防控没有丝毫放松。返校审批、填报体温、出入刷卡依旧构成了学校抗疫工作的主旋律。而从家中回到学校的启龙，更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便。
截至26年12月4日，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65460111人，美国成为首个突破千万大关的国家，国内目前现存病例271人，11月9日丹桂太平洋生态城关联病例累计5人。如何在“后疫情时代”协调防疫与生活的关系，每所高校都交出了不同的答卷。而北关大学这一份试题，貌似有点长。
和多数大学生不同，学医的启龙有十分严重的洁癖，舍友邋遢的生活方式让他每次走进宿舍，都会感到胸闷心慌。启龙以为自己能够承受这样的环境，努力了一年融入集体生活。可是大二刚开学，启龙就感觉被宿舍生活扼住了喉咙，他的失眠日益加重，精神恍惚。本硕连读还有七年时间，如果不想想办法，他觉得自己肯定坚持不下去。
启龙给父母说了大三搬回八里台后想回家居住的想法，父母表示支持。他的家距离北关大学不算远，五公里左右。于是启龙和父母做好了详细的路线安排，期待着大三之后每天通勤的旅程，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。可是谁也没预料到，就在庚子年的伊始，新冠病毒打了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。一学期的网课后，启龙按照学院的安排准备返校事宜，其中就包括出入校的申请。启龙本以为在防疫措施完善的当下，学院会对自己网开一面，允许自己走读就学。可惜在启龙无数次保证做好防护的情况下，医学院强硬的辅导员还是开出了死命令：要么返校，要么走人。周旋失败，启龙只好抱怨着接受了这个设定。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谈判失败只好每天待在学校的启龙，开始寻找学校里各种可能的死角。启龙从谈恋爱的同学手中找到了一个秘密微信群，群里都是北关大学的同学。群里的同学每天都在寻找校园中任何可能的盲区，并分享给群里的其他人，好让大家成功“偷渡”到校外。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“偷渡”理由也五花八门，见朋友也好，见网友也好，见恋人也好，这个小群成了同学们最后的生命线，他们的群名叫“肖申克的救赎”，或许是对艰难境况的自嘲。不过在启龙看来，依旧在限制学生自由的学校，和肖申克监狱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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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无痕迹出入校园，同学们处心积虑寻找校园安保可能的漏洞，打起了游击。经济学院、西南村、东村北村，任何可供一人钻过的通道都是他们的绿色通道。与此同时，校园安保也在对校园的盲区不停地自查，对校园的围栏不断地修补升级。西南村菜市场的人行通道，刚开学时只是简单封堵，开学后不久便砌成了两人高的混凝土墙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一个通道被堵死，千万个通道被开辟。为了钻出学校，甚至有学生开始用老虎钳弯折校园的铁栅栏。那个被称为“肖申克的救赎”的小群，也逐渐沉寂下去，谁也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发现的通道再分享给其他同学。
无数“偷渡游击队”在校园游荡的生活，被某位同学在北村的一个惊人发现结束了。他们发现在无论校方还是学生都从未注意过的一个地方——北村的排水河中央，有一座拦河坝，两米宽，从西岸到东岸，两头落差一米左右，正好适合大家“偷渡”。不管这座坝为什么而建，里面是管线抑或水泵，也不管为什么校方这么久都没发现这里，所有“偷渡”的同学都涌向这座水坝，窄窄的水坝成了北关大学的“鹊桥”。得知这个消息的启龙自然也是欣喜万分，从这以后，他在母亲上班，没法接送的日子里，就坐运通106路，从家门口坐到八里台，再从北村的侧门来到这里。走在坝上，他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从这里出入校的同学，他不认识他们的脸，相视一笑，侧身而过。
学校依然在封堵着一切有可能出校的小路，唯独这里始终没有被校方发现。就在启龙以为这一切都将变得稳定的时候，出事了。
一个普通的星期五，启龙照常从拦河坝溜进学校。当他从校园一侧爬上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事情不对。草坪上站着几个保安，巡逻的电动车停在后面小路上。启龙一下就懵了。“为什么要从这进来？你是校外人员吗？”“我……我是学生……我有学生卡，请你们别告诉辅导员……”启龙结结巴巴地说。他挥舞着自己的学生卡，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但是这张用来出入学校所有场所的凭证，第一次失去了它的作用。“把学生卡给我拍一下，这个需要通知你们学院做记录。”“能不能不记录，因为我不是故意往校外跑的……”“不会影响你什么，就是登记一下。”保安给启龙吃定心丸，可启龙总是不放心，他怕他的辅导员再次因此事起意，针对他。
下午，启龙回到那个陪伴了他一个多月“偷渡”生活的拦河坝，只见拦河坝的校园一端已经挂上了六米宽的挡板，对岸还装上了监控。他没有想到，他梦中的鹊桥就这样顷刻间分崩离析。想起他的高中同学在学院辅导员的帮助下，每周申请出入校的权限，他说：“为什么我这么难啊……”有水珠滑过脸上，启龙舔了一下，很咸。
此一役，学校的“偷渡”出口算是彻底被消灭干净了。启龙每天翻过北村树林里的矮铁栏进入学校，羽绒服上全是痕迹。双臂越来越强壮的启龙，现在最希望的是学校不要再加高任何地方的围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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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疫情的影响下，疫情前的熟人社交几乎占据学生社交的全部。疫情之下人们会更亲近还是更疏离的问题，显然早已有了标准答案。疫情当下，校园里似乎处处都在引导年轻人做一个社恐者。戴上口罩，即便熟人见面也无法认出；食堂设置隔板，让拼桌的邂逅也成为历史；校区的封闭，让同学间的友谊渐渐稀释……有的人艰难地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却发现十分困难。学生会也好，社团也好，真正能在一起说几句话的没有几个；而指望在课堂上展示自己，从而朋友广交的同学，也不得不面对同学们在半年中更加紧闭的心门。表白墙成了大家表达好感的平台，可是俗话说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”，又有多少人当着自己喜欢的人，把心中的那句诺言用水泥封印起来，仿佛它的泄露比核反应堆还要可怕。
而防疫过程中的“校门关”，似乎也并没有那么严格。十月底，一位同学被非要堵着岗亭进校的校外人员挑衅，还被撞坏了电动车，索要赔偿却被对方殴打。事情闹到派出所，警察来搜集证据，可是翻遍岗亭登记，也找不到校外人员进出的记录。原来学校的出入管理仅仅是对学生严苛而已！学生既要修车又挨了揍，校方“维护学生利益”的口号成了一句空谈。
住在校内的同学们，防疫填报被调整为在校模式，而这个模式只允许学生在11点至13点进行填报，返校前是0点到13点。十一点四十，专业课的期中考试结束了，同学们一边吐槽题目的困难，一边去食堂吃饭，他们用校园卡付款，直到回到宿舍才发现已经过了13点，只好给辅导员发健康码。在学院学生会权益部的工作档案上，写满了希望优化防疫填报时间的学生意见，但至今也未被实施。
跨两个校区双辅修的同学们，由于两校区出入境政策的差异，他们不得不在两个校区之间循环申请出入校，如果乘坐点对点公交进入丹南校园，甚至要回到校门口重新打卡，否则就会按晚归被取消在校状态。幸运的同学申请到了临时宿舍，不用再循环申请，可是他们的大脑必须时刻记住“我到底哪个校区还没刷卡？”这样没有意义的问题。
不仅是学生，教职工和家属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九月底，一群渴望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的师生们组织了一场广场舞，竟因为“给防疫造成压力”的原因被紧急叫停！后来经过大家的讨论，决定向校领导上报。好在最后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学校特意派人划定了广场舞点位，广场舞总算没有被疫情抹杀。
常态化防疫的深入，在同学们的眼中，渐渐矫枉过正。虽然经历着防疫措施的大量冗余和低效，学生们却很少去思考防疫措施的合理性。或许在大家的眼中，复杂和多余的防疫措施意味着安全，而有效和高效并不是大家过多考虑的内容。
漆黑的夜，人影稀。不知是入夜太早还是天气太冷的缘故，本来应该热闹的湖边空无一人，没有谈坐的情侣，没有仰望星空的思考者，亦没有静坐歇息的路人。
北关大学的冬天，要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