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庫/小說/抵禦疫情的屏障，也隔離了人心
計程車從東門崗亭駛入校園，沒走多遠便被攔下。距離東門崗亭不遠的地方，不知何時又矗立起一座崗亭。乘客從車上走下來，計程車司機一臉懊惱。
「你是什麼人，來學校做什麼？」乘客走到崗亭面前，值班人員盤問道。「學生，今天返校。」「刷一下學生卡。」值班人員指了指旁邊的機器。一聲清脆的「啪嗒」，是學生卡拍在機器上的響聲。「請通行」，機器發出聲音。「出租車不能進，拿好行李走進去。」「啊？！怎麼突然變得這麼麻煩……」學生拖着兩個很大的旅行箱，嘟囔着。
這只是北關大學紛繁複雜的防疫措施的冰山一角。從疫情常態化防控以來，在大學求學的學生似乎只感到越來越多的不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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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，我從老家來到丹桂，在北關大學做一名保安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大學的保安並不是什麼苦差，每天的任務僅僅是在崗亭值班，或者在教學樓查學生們的證件，至於騎着電摩在校園內巡查的任務，有固定的人手來完成。
就在我以為一切就這樣了的時候，一切都天翻地覆。26年，一場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全國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學校出台了封閉管理的命令，我們大年初二就收到了返校上班的通知。好好的春節假期一天不剩，保衛處的同事們心裡都很煩躁。
接下來的日子和去年天壤之別。學校在家屬區和教學區之間新設了四個卡點，除去教職工一律不得進出。而我們就負責看守這些卡點，不讓任何一個人違反學校的命令。這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，同事們一個個累得齜牙咧嘴。
由於崗位突然變多，人手不足，我們必須每天兩班倒，一班12個小時。在保衛處休息的時候還要值班，巡邏隊員每天輪換。睡眠不足成了常態，我們在保衛處裡面找了一個房間，鋪上幾張床，算是臨時休息室。
每天熙熙攘攘的人出入校門，想控制住漏網之魚談何容易。天津確診人數最多的那一星期，我們平均每天都要攔下7個到8個試圖混入學校的校外人員。一開始我們是勸他們離開，大多數人還是聽話的。但遇到難纏的人也很麻煩，你跟他講道理是沒有用的。就在4月份武漢剛解封的時候，有人鬧事想衝進學校，被我們班長攔下之後一邊罵一邊試圖把我們的設備砸掉，我們當班的四個人都來控制他，最後五個人打在一起。班長被砸破了頭，所幸沒有縫針，不然他可能一時半會都不能來站崗了。
更多的麻煩是校內交通上的。疫情以前學校不收停車費，所以到了早晚高峰會有很多社會車輛為躲避堵車選擇穿行校內。封閉管理剛開始時，每當早晚高峰的時候我們就很緊張，因為總有一些私家車會從東門旁若無人地開到我們面前，按喇叭要我們放行。我們還得費半天勁解釋為什麼學校不能穿行了，畢竟大家遇到這種封閉管理政策，多少有些不服氣。後來我們直接放了一個牌子在大門外，寫着「去西南村、西門方向請繞行復康路、白堤路」，這之後要求穿行的私家車明顯變少了。
學校的三個家屬區分布在西邊、東邊和南邊，平時靠校內道路連通。校園封閉管理的同時也帶來了家屬區的不便。有很多老人需要見親友、去西南村買菜、或者去銀行辦業務，他們還希望從校內穿行。後來我們把這事報給學校，學校很快下達了政策：校內離退休人員可憑退休證進校，無需繞行校外。這樣老人們就能夠在校內交通壓力相對小的道路通行，更加安全和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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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開學了，學校開始組織學生分年級分批返校。首先是畢業年級要回來參加答辯之類的，領導特意給我們開了一個會，強調了接下來的工作。我們校區這批畢業生大概有3000人，返校程序一旦開始，就勢必給防疫增加壓力，所以我們必須拿出十二分的警惕來，把常態化防疫工作按部就班地推進，確保零失誤。開完會之後，學校又往保衛處抽調了10名防疫員，看來這是一場大仗。
疫情趨於好轉，為了迎接學生返校，新的出入管理政策在留校的學生身上做起了試驗。每個卡點配了兩台POS機一樣的設備，一台負責出校，一台負責入校。學校允許學生每天0:00-24:00不限次出校，在外過夜的學生會被禁止入校。試行以來，保衛處的各個部門都反饋良好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學生們還不適應出入校刷卡的管理方式，總是需要我們去提醒。在學生批量返校之前，保衛處又做了一個「學生出校主動打卡」的牌子立在各個卡點醒目的位置，後來忘記刷卡的學生普遍變少了。
5月各行各業都在恢復生機，而外賣電動車也開始飛奔在大街小巷。據說外賣行業剛剛恢復的那段時間裡，平均每天有500多單外賣的目的地是北關大學校內。送外賣的電動車一輛接一輛地被攔在我們面前，騎車人望着進不去的校內滿眼焦灼，一遍又一遍地通知買家前來取餐。外賣人每天在馬路上不顧一切地穿行，在這校門口等待的時間，或許足夠他再接五六單。匆匆忙忙地，睡眼惺忪的男生女生披着外套跑到柵欄門，一份份外賣跨過柵欄送到他們手中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會不會有人做起「代取外賣」的生意呢？或許會吧。
夏天到了，校外的生活似乎和疫情前沒有什麼兩樣。除去公共場所的常態化管控措施，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看不到口罩的身影。端午假期人們開始出遊，各大公園熙熙攘攘。即將迎接返校學生的校園卻是絲毫不敢放鬆。成千上萬人的校園，一旦疏於管控，後果不堪設想。為此我們保衛處人更是加勁奮戰。人手不足，超時工作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，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長超過12小時，沒有休息日，但大家支持並理解學校的決策。有時同事們還會和我吐槽一下防疫政策下的工作辛苦，但一想到在這樣的規則下大家都能平平安安，我們就感到一切值得。
返校的日子來了，市里非常重視，給學校配了十輛嶄新的公共汽車，還是兩節的。每天都有許多學生拎着大包小包來返校，我們也會督促他們刷卡。偶爾有想不排隊直接往裡進的，也被我們一一勸阻。比起愛好打架的校外人員來說，大學生顯得文明許多。
隨着外界的秩序逐漸恢復，學校的出入管理難度也在上升。保衛處每天至少有6個人在監控室值班，盯着校園內的每一個角落，防範着乘人不備混入校園的外來者。就算這樣，還有一些騎着電動車的人肆無忌憚闖入學校。我們無法追上他們，就用對講機聯繫巡邏人員阻截。隨着在校人數的上升，巡邏隊的規模擴張了一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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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聰是一名普通的大學生，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場新冠疫情會使生活變成這樣。授課改成線上，開學遙遙無期。在家裡憋壞了的他開始尋找各種出門的理由。他無數次在戶外偷偷摘掉口罩，他渴望回到與口罩無緣的生活。
結合大數據、互聯網技術，各地都迅速地推出了「健康碼」，不同的顏色代表此人是否與疫情風險地區或人員相關。魏聰原本以為防疫措施就是這樣簡單方便，直到2月6日，學校上線了防疫填報系統。系統要求學生每日填寫一次，細節包括體溫、所在地、相關症狀等。初期，魏聰每天都在認真地使用體溫計，仔細核對每一個填報項，而過了一段時間，魏聰實在是受不了每天機械性地重複這種動作了：本來就閒不下來，還要浪費時間測量體溫嗎？水銀體溫計就放在床頭，一不留神碰掉了怎麼辦？每天都在家，為什麼還要填寫相同的地點？我明明哪也沒去過，怎麼會接觸到和風險地區相關的人？全國聯網的健康碼，不能證明我的健康狀況嗎？越來越冗長的表單，讓魏聰開始懷疑這樣的防疫是否有意義。
魏聰開始愈發反感這個防疫填報系統，從一開始的認真填報，到後來的漫不經心，再後來直接屏蔽了消息中心的提醒。但是防疫填報系統是不得不填報的，因為一旦忘記，輔導員的電話就會打到手機上，甚至是家長那裡。在經歷了輔導員的數次電話提醒後，魏聰發現消極抵抗不是辦法，索性隨便編個體溫，反正自己已經一年沒生過病了，最近也沒什麼異常。重新打開消息提醒，每天起個大早填報，最後魏聰愣是讓自己6點起床一次，8點再起床一次。由於學院要求防疫填報在12點前完成，魏聰到了假期連懶覺都不敢再睡。但魏聰始終心裡有個結：我這樣做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這樣防疫防得住無症狀者嗎？這樣防疫會不會有人瞞報、亂報？如果這樣防疫有效的話，為什麼隔壁丹桂大學沒有這種東西？
5月初，魏聰突然收到一條提醒，要求全體學生改用飛書進行所有校園業務的處理，而微信公眾號即將停止服務。看到這條消息，魏聰的第一想法是：「有必要嗎？」大家已經習慣使用微信公眾號這樣的平台處理校園業務，如今卻要從頭開始，使用一個完全陌生的軟件。打開應用市場，搜索飛書，高達500MB的體積讓魏聰更加懷疑安裝飛書的必要性。「裝一個飛書，不就等於多了一個微信？只為那麼幾個功能，何必呢？」5月16日，微信公眾號如期停止服務，而魏聰發現除了平台變了以外，防疫填報沒有任何的改變，依舊是冗長的表單，不知道是否有效的選擇題。魏聰不知道這樣作息紊亂的生活幾時結束，也不知道防疫填報在抗疫措施中究竟有多少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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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初，學院調查學生的返校時間，不了解情況的魏聰便填寫了返校報到日——9月14日。可是隨後魏聰便收到了班長的消息：報到日前一周有上學期期末考試，需要提前返校！雲裡霧裡的魏聰把返校計劃提前了一星期。8月中旬，魏聰在學院飛書裡收到了排考的安排。上學期四門專業課的期末考試，以密集的方式安排在一周之中。「出來混，總是要還的啊。」上學期的知識已經忘得差不多了的魏聰自嘲道。
8月25日，距離返校還有14天時，魏聰收到了學院的返校通知。未來14天裡，他要每天截圖健康碼綠碼，並簽署一份返校申請書。魏聰看到申請書上面寫着：「本人______，因______原因，現申請提前返校。」魏聰苦笑了一下：「沒辦法，成績要緊嘛。」不巧，小區裡的打印店老闆因私事歇業，魏聰只好坐了好幾站公交到鎮上打印。看着申請書從打印機里慢慢冒頭，魏聰找了支筆，在打印店就簽字並且提交了材料。
魏聰是希北人，所以在9月5日，距離第一場考試還有3天時，他乘着高鐵回到了學校。打車進入學校東門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起，學校里立起兩道崗哨，帳篷下的保安目不轉睛地盯着每一個經過的人。出租車被攔住，魏聰被保安喊下車。魏聰小心翼翼地向保安試探：「我是返校學生，能直接進嗎？」「刷卡。」保安機械地重複着。魏聰將校園卡放在機器上，機器發出了「請通行」的聲音。「走吧」，保安說。魏聰鬆了口氣，想要開出租車門。「出租車不能進，拿着行李走進去。」「啊？我兩個大箱子，還有別的啊！」魏聰立馬泄了氣。「沒有辦法，規定就是這樣。」保安絲毫沒有退讓。魏聰懊惱地向司機支付了車費，推着兩個大行李箱和一個裝衣服的大包，踉踉蹌蹌走進學校。不過讓魏聰感到些許慰藉的是，學校裡面的交通車貼着「返校愛心車」的大字，上去一問不要車費。魏聰的大包小包終於到了宿舍，而此時，他的外地舍友都已到齊。
返校到考試的短短幾天內，魏聰就全方位感受到了常態化防疫下，校園生活的不便。魏聰早晨起來，想吃個早飯，然後再去二主樓複習考試，結果三食堂限流，他在門口排了20分鐘隊。當他到達二主樓門口時已經快九點了。門口的保安向他要健康碼綠碼，魏聰更加疑惑：健康碼和防疫填報到底什麼關係，為什麼不能整合在一起？戴着口罩學習，魏聰呼吸短促，總是分神，魏聰只好跑遍二主樓，找了個人少的教室，半掩口罩，勉勉強強學了一個小時。中午吃飯的人熙熙攘攘，二食堂又只開放了一樓，門口再次排起了長隊，這次是半個小時。魏聰想打個球，卻發現球場要提前預約，圖書館也是。晚上魏聰拿着用具去浴園，卻被舍友告知浴園限量預約，需要搶名額。魏聰設了一個明早8點的鬧鈴用來搶浴園，自言自語道：還不如不返校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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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國家強有力的管控措施下，人民的生產生活秩序逐漸恢復，甚至與疫情前並無二致。國慶假期出遊人數達6億，紹虹火車站全國車票一夜售罄，如此聲勢被調侃為「遲到的春運」。在希北生活的魏聰，出入小區已不再需要任何證明。永寧寺門票預售後被一搶而空，各大景區熙熙攘攘，人比景致多。
但是學校里卻是另一番景象。輔導員們在緊張地工作，認真申報每天學生的狀態。保安們不分晝夜，校門的嚴格防控沒有絲毫放鬆。返校審批、填報體溫、出入刷卡依舊構成了學校抗疫工作的主旋律。而從家中回到學校的啟龍，更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便。
截至26年12月4日，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人數65460111人，美國成為首個突破千萬大關的國家，國內目前現存病例271人，11月9日丹桂太平洋生態城關聯病例累計5人。如何在「後疫情時代」協調防疫與生活的關係，每所高校都交出了不同的答卷。而北關大學這一份試題，貌似有點長。
和多數大學生不同，學醫的啟龍有十分嚴重的潔癖，舍友邋遢的生活方式讓他每次走進宿舍，都會感到胸悶心慌。啟龍以為自己能夠承受這樣的環境，努力了一年融入集體生活。可是大二剛開學，啟龍就感覺被宿舍生活扼住了喉嚨，他的失眠日益加重，精神恍惚。本碩連讀還有七年時間，如果不想想辦法，他覺得自己肯定堅持不下去。
啟龍給父母說了大三搬回八里台後想回家居住的想法，父母表示支持。他的家距離北關大學不算遠，五公里左右。於是啟龍和父母做好了詳細的路線安排，期待着大三之後每天通勤的旅程，希望自己能有一個更好的狀態。可是誰也沒預料到，就在庚子年的伊始，新冠病毒打了全國人民一個措手不及。一學期的網課後，啟龍按照學院的安排準備返校事宜，其中就包括出入校的申請。啟龍本以為在防疫措施完善的當下，學院會對自己網開一面，允許自己走讀就學。可惜在啟龍無數次保證做好防護的情況下，醫學院強硬的輔導員還是開出了死命令：要麼返校，要麼走人。周旋失敗，啟龍只好抱怨着接受了這個設定。
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談判失敗只好每天待在學校的啟龍，開始尋找學校里各種可能的死角。啟龍從談戀愛的同學手中找到了一個秘密微信群，群里都是北關大學的同學。群里的同學每天都在尋找校園中任何可能的盲區，並分享給群里的其他人，好讓大家成功「偷渡」到校外。群里的人越來越多，「偷渡」理由也五花八門，見朋友也好，見網友也好，見戀人也好，這個小群成了同學們最後的生命線，他們的群名叫「肖申克的救贖」，或許是對艱難境況的自嘲。不過在啟龍看來，依舊在限制學生自由的學校，和肖申克監獄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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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無痕跡出入校園，同學們處心積慮尋找校園安保可能的漏洞，打起了游擊。經濟學院、西南村、東村北村，任何可供一人鑽過的通道都是他們的綠色通道。與此同時，校園安保也在對校園的盲區不停地自查，對校園的圍欄不斷地修補升級。西南村菜市場的人行通道，剛開學時只是簡單封堵，開學後不久便砌成了兩人高的混凝土牆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一個通道被堵死，千萬個通道被開闢。為了鑽出學校，甚至有學生開始用老虎鉗彎折校園的鐵柵欄。那個被稱為「肖申克的救贖」的小群，也逐漸沉寂下去，誰也不願意把好不容易發現的通道再分享給其他同學。
無數「偷渡游擊隊」在校園遊蕩的生活，被某位同學在北村的一個驚人發現結束了。他們發現在無論校方還是學生都從未注意過的一個地方——北村的排水河中央，有一座攔河壩，兩米寬，從西岸到東岸，兩頭落差一米左右，正好適合大家「偷渡」。不管這座壩為什麼而建，裡面是管線抑或水泵，也不管為什麼校方這麼久都沒發現這裡，所有「偷渡」的同學都湧向這座水壩，窄窄的水壩成了北關大學的「鵲橋」。得知這個消息的啟龍自然也是欣喜萬分，從這以後，他在母親上班，沒法接送的日子裡，就坐運通106路，從家門口坐到八里台，再從北村的側門來到這裡。走在壩上，他有的時候也會遇到從這裡出入校的同學，他不認識他們的臉，相視一笑，側身而過。
學校依然在封堵着一切有可能出校的小路，唯獨這裡始終沒有被校方發現。就在啟龍以為這一切都將變得穩定的時候，出事了。
一個普通的星期五，啟龍照常從攔河壩溜進學校。當他從校園一側爬上來的時候，他發現事情不對。草坪上站着幾個保安，巡邏的電動車停在後面小路上。啟龍一下就懵了。「為什麼要從這進來？你是校外人員嗎？」「我……我是學生……我有學生卡，請你們別告訴輔導員……」啟龍結結巴巴地說。他揮舞着自己的學生卡，試圖證明自己的身份。但是這張用來出入學校所有場所的憑證，第一次失去了它的作用。「把學生卡給我拍一下，這個需要通知你們學院做記錄。」「能不能不記錄，因為我不是故意往校外跑的……」「不會影響你什麼，就是登記一下。」保安給啟龍吃定心丸，可啟龍總是不放心，他怕他的輔導員再次因此事起意，針對他。
下午，啟龍回到那個陪伴了他一個多月「偷渡」生活的攔河壩，只見攔河壩的校園一端已經掛上了六米寬的擋板，對岸還裝上了監控。他沒有想到，他夢中的鵲橋就這樣頃刻間分崩離析。想起他的高中同學在學院輔導員的幫助下，每周申請出入校的權限，他說：「為什麼我這麼難啊……」有水珠滑過臉上，啟龍舔了一下，很咸。
此一役，學校的「偷渡」出口算是徹底被消滅乾淨了。啟龍每天翻過北村樹林裡的矮鐵欄進入學校，羽絨服上全是痕跡。雙臂越來越強壯的啟龍，現在最希望的是學校不要再加高任何地方的圍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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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疫情的影響下，疫情前的熟人社交幾乎占據學生社交的全部。疫情之下人們會更親近還是更疏離的問題，顯然早已有了標準答案。疫情當下，校園裡似乎處處都在引導年輕人做一個社恐者。戴上口罩，即便熟人見面也無法認出；食堂設置隔板，讓拼桌的邂逅也成為歷史；校區的封閉，讓同學間的友誼漸漸稀釋……有的人艱難地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卻發現十分困難。學生會也好，社團也好，真正能在一起說幾句話的沒有幾個；而指望在課堂上展示自己，從而朋友廣交的同學，也不得不面對同學們在半年中更加緊閉的心門。表白牆成了大家表達好感的平台，可是俗話說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」，又有多少人當着自己喜歡的人，把心中的那句諾言用水泥封印起來，仿佛它的泄露比核反應堆還要可怕。
而防疫過程中的「校門關」，似乎也並沒有那麼嚴格。十月底，一位同學被非要堵着崗亭進校的校外人員挑釁，還被撞壞了電動車，索要賠償卻被對方毆打。事情鬧到派出所，警察來搜集證據，可是翻遍崗亭登記，也找不到校外人員進出的記錄。原來學校的出入管理僅僅是對學生嚴苛而已！學生既要修車又挨了揍，校方「維護學生利益」的口號成了一句空談。
住在校內的同學們，防疫填報被調整為在校模式，而這個模式只允許學生在11點至13點進行填報，返校前是0點到13點。十一點四十，專業課的期中考試結束了，同學們一邊吐槽題目的困難，一邊去食堂吃飯，他們用校園卡付款，直到回到宿舍才發現已經過了13點，只好給輔導員發健康碼。在學院學生會權益部的工作檔案上，寫滿了希望優化防疫填報時間的學生意見，但至今也未被實施。
跨兩個校區雙輔修的同學們，由於兩校區出入境政策的差異，他們不得不在兩個校區之間循環申請出入校，如果乘坐點對點公交進入丹南校園，甚至要回到校門口重新打卡，否則就會按晚歸被取消在校狀態。幸運的同學申請到了臨時宿舍，不用再循環申請，可是他們的大腦必須時刻記住「我到底哪個校區還沒刷卡？」這樣沒有意義的問題。
不僅是學生，教職工和家屬的日子也不好過。九月底，一群渴望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」的師生們組織了一場廣場舞，竟因為「給防疫造成壓力」的原因被緊急叫停！後來經過大家的討論，決定向校領導上報。好在最後問題得到了解決，學校特意派人劃定了廣場舞點位，廣場舞總算沒有被疫情抹殺。
常態化防疫的深入，在同學們的眼中，漸漸矯枉過正。雖然經歷着防疫措施的大量冗餘和低效，學生們卻很少去思考防疫措施的合理性。或許在大家的眼中，複雜和多餘的防疫措施意味着安全，而有效和高效並不是大家過多考慮的內容。
漆黑的夜，人影稀。不知是入夜太早還是天氣太冷的緣故，本來應該熱鬧的湖邊空無一人，沒有談坐的情侶，沒有仰望星空的思考者，亦沒有靜坐歇息的路人。
北關大學的冬天，要來了。